编者按：
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在这个夏天破冰。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扩大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等一系列举措，无疑将对中国的城镇化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当户籍制度行进在“历史三峡”的冲刺阶段，一起走近那些刻下深深户口烙印的人生，展望户籍改革的前路还有几多坎坷……
25集电视连续剧《户口》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丽村姑卢凤荣嫁给了城里青年田立新，尽管卢凤荣美丽贤惠又能干，但由于是农村户口，所以她一直生活在“低人一等的自卑中”。婚后数十年里，卢凤荣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对“农转非”批复的期待中。
等待多年无望后，卢凤荣几经周折花钱给自己和女儿办了“农专非”，用她自己的话说“终于成城里人了”。但突然有一天。卢凤荣发现派出所门前排了上千人的队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本埠升级地级市，人口增容，每个农民只需花5块钱即可办成农转非户口。站在派出所门前，已过不惑之年的卢凤荣喜极而泣。
“我就是现实中的卢凤荣！”8月3日，在西安已经居住了21年的罗英梅对华商报记者说。
1972年出生的罗英梅是商洛山阳人，21岁到西安打工，并结婚生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人生的梦想就是成为有西安市户口的“西安人”。为了拥有西安户口，罗英梅这些年省吃俭用攒钱买房，自费缴纳社保。就在她和家人即将完成所有的“落户条件”时，突然国家出台政策——农业户口取消了。
“也就是说，以后没有农村户口了，转不转也都无所谓了！”罗梅英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牛皮档案袋。袋子里装的是她从派出所要来的一份“落户须知”，里面告诉她只有哪些条件达到了，才能落户西安。
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的年代
75岁的周素子这辈子曾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都是和户口有关。
如今定居浙江的周素子学生时代被打成“右派”。她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始自五十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种地，你可以吃商品粮，你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哪怕是个痴呆儿，也可以娶到农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城镇户口迁入农村是令人畏惧的惩罚方法。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周素子全家被从兰州“下放”到陕西富平农村插队，商品粮户口转为农业户口。
但由于对陕西农村的生活和劳动不习惯，且在这里举目无亲，一周后，周素子带着孩子们偷偷跑回了浙江老家。但由于在当地没有户口，周素子只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分子抓起来关押审查。像周素子这样的“右派”更是众矢之的。
周素子次被抓是1970年“五一”前夕，罪名分别为“无户口”、“盲流”。关押他们的是当地学校的礼堂。一问才知道，里面的一大半人都是因为“没户口”被收押。半年后的“十一”前夕，悲剧重演。
在经历了两次被当做“黑户”收押的日子后，周素子准备将户口从陕西富平迁到兰州，再迁回浙江。因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吃，就无法工作。“在那个年代，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周素子在电话里对华商报记者说。
1971年的浙江到甘肃没有民航，火车也无法。周素子从浙江到兰州要经过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五省。“一个小老百姓的户口，要在浙江、陕西、甘肃三省中折腾，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有罪’之人！如今想起来真的匪夷所思。”老太太感慨地说。
从兰州到徐州（转车地），整个行程周素子只喝过一口白酒（买不到其他吃的）。有好几次饿得快晕了，但当一想到贴身装的全家户口迁移手续，也就不感觉到那么饿了。
西安中洲知青帮助基金会理事、作家姚泽芊对户口一词至今很是敏感。他对华商报记者说，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他们那一代知青身上，户口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时城市户口吃饭，凭粮本才能有领粮票、布票、肉票等商品，也就说，没有户口在城里吃饭都是问题，除非乞讨。”
但命运后来和姚泽芊也开了一个玩笑，1968年10月，他被“上山下乡”要求去海南岛。一夜之间，西安“城里人”变成了每天到农场干活的海南岛农民。当年海南的条件很艰苦，为了能离开海南，知青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走关系送礼无所不用。姚泽芊后来通过当兵离开了海南，复员后又回到了西安。他说在当时的那个特殊年代，没有户口的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寸步难行。
姚泽芊曾亲眼见到，有一男子在火车上翻看户口迁移手续。结果邻座有人开窗透气，一阵风将户口手续刮出车窗外。男子一阵大哭，喊着“没了户口还咋活啊！”话毕就要往车窗外跳，多亏众人七手八脚拽住。
并不存在的“南大街78号”
王新锋自认为数学成绩最差，但他至今记得1993年秋天的苹果每市斤3毛5。
1976年出生的王新锋是宝鸡一个小县城的人。王家世代务农，到了王父这一代，终于当上了村干部。在农村，村干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交往很广泛，外面人来村里办事，首先想的是找村干部。
外面的人见得多了，包括王家人在内的村里人都开始羡慕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即便是县城人也让他们感觉很是稀罕。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有两个路径可选择：考学或当兵。考学后分配工作自然成“公家人”，当时的当兵复员后也是安排工作的。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工人也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吃皇粮”的人。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青年当兵复员后不再安排工作，考学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途径。
王家有三个孩子，除王新锋学习中上外，姐姐弟弟的成绩都很一般。这一切王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希望三个孩子将来都和他一样在农村种庄稼、种果树。
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城市户口可以买了。只要缴纳5000元，农村户口就可以变更登记为城镇户口。
在当年的中国，许多大城市工厂单位到小县城招工，都会注名“城镇户口”优先。也正因如此，王父痛下决心说要为三个孩子买户口。
在1993年的陕西农村，15000元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王父说他“豁出去了，不要让娃娃们再和我一样”。
当时王家只有5000元积蓄，为了凑够剩余的10000元，父亲将家里所有的苹果都卖了还不够，于是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巷低价收苹果，然后又卖给外地来的苹果贩子，从中赚每斤5分钱的差价。
多少年过去了，王新锋只记得当年父母每天起早贪黑，拖拉机上放一口绿色的搪瓷缸子，口渴了路边找人家讨水喝，饿了就吃编织袋里的馒头。
一番东拼西凑，1993年12月底，王新锋姐弟三人的户口本终于从“蓝皮”换成了“红皮”。多少年后，已经在西安定居多年的王新锋说他曾算过一笔账，父母当年为了凑够给自己姐弟三个买户口的钱，至少贩卖了26万斤苹果。一拖拉机装一千斤苹果，当年经父母手贩运的苹果至少有200拖拉机。
户口本虽然换成了“红本”，但王新锋姐弟依旧在农村的家里帮父母种庄稼，务苹果。户口本上的地址由他们村变成了县城南大街78号，王后来为此还专门去街道找过那个门牌，未果。后来才知道当年那批买户口的人地址栏里统一都登记的是“南大街78号”这个并不存在的地址。
也许是200多拖拉机苹果的事情刺激了王新锋，他从此埋头苦读一年多，第三年考上了宝鸡文理学院。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父亲只说了一句“五千元权当撂沟里了”。
一个老陕的“北京人”梦
在北京苦苦奋斗了14年，三原人王全民至今依旧觉得北京户口于他是那样遥远。
王全民2001年开始“北漂”，也早已在北京安家立业，每次回陕西别人也喊他“北京人”，这让他很是别扭，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不是北京人。
刚到北京打工时。王全民对户口没有一点概念，他当时的认识是有身份证就可以走遍天下。但后来随着工作的稳定，加之越来越喜欢北京的城市味，王全民突然有了长期在北京生活的打算，并承诺将来要把妻儿都接到北京去。
2003年，儿子快3岁的王全民再也无法忍受两地分居的生活。在说服父母后，他把妻儿接到北京，一家三口在丰台区租了间平房，开始过清淡但很幸福的小日子。
儿子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现实情况却让王全民很是失望，因为周边的每一所幼儿园都要求入托的孩子有北京户籍。
托老乡求熟人，关系几经走动事情总算有了转机。一家幼儿园允许他的儿子入园，但需要交两万元赞助费。由于承担不起这笔费用，两口子没办法只好将孩子送回陕西老家。
送走孩子的当晚，小两口决定为孩子将来上学攒钱。因为他们听人说，如果没有北京户籍，外地人要交给学校一笔额外的费用，这笔费用通常三五万不等。
说起为啥非要让孩子在北京读书，王全民的认识是身边人都认为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更有前途。
后来，王全民的工资比以前多了，妻子也在北京找了一份保姆工作。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2006年秋天，赞助费终于攒够了，王全民再次把儿子接到了北京。儿子顺利进入了那所小学学前班读书。天上学，妻子给儿子买了新衣服，全家都很高兴。送儿子去报到那天，王全民和一些北京孩子的家长一样站在校门口看着儿子走进教学楼，他说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北京人。
2012年儿子小学毕业，老师打电话告诉王全民说，你的孩子只能读到这里了，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小升初”。
儿子再次被送回陕西托父母照顾，王全民说他如今的目标还是攒钱，让儿子将来考北京的大学。“我认为迟早有一天我的儿子会从北京的大学毕业，也许他还会留在北京，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家个纯正的拥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了。”
华商报记者问王全民，一个北京户口真的那么厉害吗？他妻子林燕淡淡地说：“当然，待遇不同嘛。”
王全民说曾有人告诉他，前几年最紧俏时，一个北京户口的黑市价卖到了30万元。“你们不在北京长期生活不知道，北京户口仅福利就有80多项：就业、买房、买车、教育、婚姻、生育、医疗、养老等等。按照他们测算，有北京户口买房至少省46万，读书至少省8万，生孩子省5万，考入北大的概率比我们外省人高41倍”。
王全民说他有个远方表妹西安交大毕业的，2010年来北京应招聘。曾有外企愿意给她年薪20万，但她最终却选择了当时月工资不到4000元的国企，理由很简单，国企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而许多北京户口上附带的福利不是金钱能买来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
大城市积分落户，小城市放开落户，对于这种分梯度的落户政策，“是在对中国城市规模程度和发展进度有清醒认识和现实承认的前提下提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新这样认为。但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也正是户籍改革之路未来的坎坷所在。
在创新人口管理方面，《意见》要求，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而在权益方面，《意见》则提出，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义务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这意味着户籍所带来的附加值越来越少。”社科院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表示，户籍改革关键要解决公共资源的要素配置，要让每人的付出得到平等的。
“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之后，人员自由流动加大，那么改革的成功与否依托于户籍改革后续的配套制度，如大城市的居住证制度，农村的土地改革制度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看来，特别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城市，却不在此次户籍改革的范围之内。“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了城乡二元，却依旧存在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新的二元体系。”
另外一个问题，即便是中小城市里，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不是说说就能完成的。
“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就是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资金短缺。”唐钧说。
这样的担忧，显然不只是学者所思考的。甚至，在城市市民那里，成为问题。今年初，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个上海年轻母亲写给市长韩正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上海市政府反省目前让外来务工子女在本地免费获得教育的政策，认为“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分享了上海本来有限的资源”。
户籍制度改革，所要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真的就是外来人口挤占了本地户籍居民的利益？“其实不是这样的，给非户籍的常住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并不会增加本地居民的负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举例说，以医疗为例，如果医院的床位按照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来配置，比起按照户籍人口配置，那么床位数将会变得更多更充裕。
这样的道理，适用于教育等领域。但问题在于，地方财政有足够的动力来扩大公共服务的资源，以使得均等化不是人均变得越来越小，而是扩大。
为此，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曾提出建议，在推进户籍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城镇的一个分担机制，就是要由政府、企业，包括落户、转移的农业人口自身，由这几个部分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一直以来，无论是农民自身，还是学者，对户籍改革之后，农民拿地换公共服务的方式，是持反对态度的。
“下一步，包括中央对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在内的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便成为户籍改革能否有效推进下去的一个关键所在。”唐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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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集电视连续剧《户口》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丽村姑卢凤荣嫁给了城里青年田立新，尽管卢凤荣美丽贤惠又能干，但由于是农村户口，所以她一直生活在“低人一等的自卑中”。婚后数十年里，卢凤荣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对“农转非”批复的期待中。
等待多年无望后，卢凤荣几经周折花钱给自己和女儿办了“农专非”，用她自己的话说“终于成城里人了”。但突然有一天。卢凤荣发现派出所门前排了上千人的队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本埠升级地级市，人口增容，每个农民只需花5块钱即可办成农转非户口。站在派出所门前，已过不惑之年的卢凤荣喜极而泣。
“我就是现实中的卢凤荣！”8月3日，在西安已经居住了21年的罗英梅对华商报记者说。
1972年出生的罗英梅是商洛山阳人，21岁到西安打工，并结婚生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人生的梦想就是成为有西安市户口的“西安人”。为了拥有西安户口，罗英梅这些年省吃俭用攒钱买房，自费缴纳社保。就在她和家人即将完成所有的“落户条件”时，突然国家出台政策——农业户口取消了。
“也就是说，以后没有农村户口了，转不转也都无所谓了！”罗梅英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牛皮档案袋。袋子里装的是她从派出所要来的一份“落户须知”，里面告诉她只有哪些条件达到了，才能落户西安。
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的年代
75岁的周素子这辈子曾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都是和户口有关。
如今定居浙江的周素子学生时代被打成“右派”。她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始自五十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种地，你可以吃商品粮，你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哪怕是个痴呆儿，也可以娶到农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城镇户口迁入农村是令人畏惧的惩罚方法。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周素子全家被从兰州“下放”到陕西富平农村插队，商品粮户口转为农业户口。
但由于对陕西农村的生活和劳动不习惯，且在这里举目无亲，一周后，周素子带着孩子们偷偷跑回了浙江老家。但由于在当地没有户口，周素子只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分子抓起来关押审查。像周素子这样的“右派”更是众矢之的。
周素子次被抓是1970年“五一”前夕，罪名分别为“无户口”、“盲流”。关押他们的是当地学校的礼堂。一问才知道，里面的一大半人都是因为“没户口”被收押。半年后的“十一”前夕，悲剧重演。
在经历了两次被当做“黑户”收押的日子后，周素子准备将户口从陕西富平迁到兰州，再迁回浙江。因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吃，就无法工作。“在那个年代，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周素子在电话里对华商报记者说。
1971年的浙江到甘肃没有民航，火车也无法。周素子从浙江到兰州要经过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五省。“一个小老百姓的户口，要在浙江、陕西、甘肃三省中折腾，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有罪’之人！如今想起来真的匪夷所思。”老太太感慨地说。
从兰州到徐州（转车地），整个行程周素子只喝过一口白酒（买不到其他吃的）。有好几次饿得快晕了，但当一想到贴身装的全家户口迁移手续，也就不感觉到那么饿了。
西安中洲知青帮助基金会理事、作家姚泽芊对户口一词至今很是敏感。他对华商报记者说，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他们那一代知青身上，户口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时城市户口吃饭，凭粮本才能有领粮票、布票、肉票等商品，也就说，没有户口在城里吃饭都是问题，除非乞讨。”
但命运后来和姚泽芊也开了一个玩笑，1968年10月，他被“上山下乡”要求去海南岛。一夜之间，西安“城里人”变成了每天到农场干活的海南岛农民。当年海南的条件很艰苦，为了能离开海南，知青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走关系送礼无所不用。姚泽芊后来通过当兵离开了海南，复员后又回到了西安。他说在当时的那个特殊年代，没有户口的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寸步难行。
姚泽芊曾亲眼见到，有一男子在火车上翻看户口迁移手续。结果邻座有人开窗透气，一阵风将户口手续刮出车窗外。男子一阵大哭，喊着“没了户口还咋活啊！”话毕就要往车窗外跳，多亏众人七手八脚拽住。
并不存在的“南大街78号”
王新锋自认为数学成绩最差，但他至今记得1993年秋天的苹果每市斤3毛5。
1976年出生的王新锋是宝鸡一个小县城的人。王家世代务农，到了王父这一代，终于当上了村干部。在农村，村干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交往很广泛，外面人来村里办事，首先想的是找村干部。
外面的人见得多了，包括王家人在内的村里人都开始羡慕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即便是县城人也让他们感觉很是稀罕。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有两个路径可选择：考学或当兵。考学后分配工作自然成“公家人”，当时的当兵复员后也是安排工作的。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工人也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吃皇粮”的人。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青年当兵复员后不再安排工作，考学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途径。
王家有三个孩子，除王新锋学习中上外，姐姐弟弟的成绩都很一般。这一切王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希望三个孩子将来都和他一样在农村种庄稼、种果树。
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城市户口可以买了。只要缴纳5000元，农村户口就可以变更登记为城镇户口。
在当年的中国，许多大城市工厂单位到小县城招工，都会注名“城镇户口”优先。也正因如此，王父痛下决心说要为三个孩子买户口。
在1993年的陕西农村，15000元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王父说他“豁出去了，不要让娃娃们再和我一样”。
当时王家只有5000元积蓄，为了凑够剩余的10000元，父亲将家里所有的苹果都卖了还不够，于是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巷低价收苹果，然后又卖给外地来的苹果贩子，从中赚每斤5分钱的差价。
多少年过去了，王新锋只记得当年父母每天起早贪黑，拖拉机上放一口绿色的搪瓷缸子，口渴了路边找人家讨水喝，饿了就吃编织袋里的馒头。
一番东拼西凑，1993年12月底，王新锋姐弟三人的户口本终于从“蓝皮”换成了“红皮”。多少年后，已经在西安定居多年的王新锋说他曾算过一笔账，父母当年为了凑够给自己姐弟三个买户口的钱，至少贩卖了26万斤苹果。一拖拉机装一千斤苹果，当年经父母手贩运的苹果至少有200拖拉机。
户口本虽然换成了“红本”，但王新锋姐弟依旧在农村的家里帮父母种庄稼，务苹果。户口本上的地址由他们村变成了县城南大街78号，王后来为此还专门去街道找过那个门牌，未果。后来才知道当年那批买户口的人地址栏里统一都登记的是“南大街78号”这个并不存在的地址。
也许是200多拖拉机苹果的事情刺激了王新锋，他从此埋头苦读一年多，第三年考上了宝鸡文理学院。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父亲只说了一句“五千元权当撂沟里了”。
一个老陕的“北京人”梦
在北京苦苦奋斗了14年，三原人王全民至今依旧觉得北京户口于他是那样遥远。
王全民2001年开始“北漂”，也早已在北京安家立业，每次回陕西别人也喊他“北京人”，这让他很是别扭，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不是北京人。
刚到北京打工时。王全民对户口没有一点概念，他当时的认识是有身份证就可以走遍天下。但后来随着工作的稳定，加之越来越喜欢北京的城市味，王全民突然有了长期在北京生活的打算，并承诺将来要把妻儿都接到北京去。
2003年，儿子快3岁的王全民再也无法忍受两地分居的生活。在说服父母后，他把妻儿接到北京，一家三口在丰台区租了间平房，开始过清淡但很幸福的小日子。
儿子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现实情况却让王全民很是失望，因为周边的每一所幼儿园都要求入托的孩子有北京户籍。
托老乡求熟人，关系几经走动事情总算有了转机。一家幼儿园允许他的儿子入园，但需要交两万元赞助费。由于承担不起这笔费用，两口子没办法只好将孩子送回陕西老家。
送走孩子的当晚，小两口决定为孩子将来上学攒钱。因为他们听人说，如果没有北京户籍，外地人要交给学校一笔额外的费用，这笔费用通常三五万不等。
说起为啥非要让孩子在北京读书，王全民的认识是身边人都认为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更有前途。
后来，王全民的工资比以前多了，妻子也在北京找了一份保姆工作。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2006年秋天，赞助费终于攒够了，王全民再次把儿子接到了北京。儿子顺利进入了那所小学学前班读书。天上学，妻子给儿子买了新衣服，全家都很高兴。送儿子去报到那天，王全民和一些北京孩子的家长一样站在校门口看着儿子走进教学楼，他说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北京人。
2012年儿子小学毕业，老师打电话告诉王全民说，你的孩子只能读到这里了，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小升初”。
儿子再次被送回陕西托父母照顾，王全民说他如今的目标还是攒钱，让儿子将来考北京的大学。“我认为迟早有一天我的儿子会从北京的大学毕业，也许他还会留在北京，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家个纯正的拥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了。”
华商报记者问王全民，一个北京户口真的那么厉害吗？他妻子林燕淡淡地说：“当然，待遇不同嘛。”
王全民说曾有人告诉他，前几年最紧俏时，一个北京户口的黑市价卖到了30万元。“你们不在北京长期生活不知道，北京户口仅福利就有80多项：就业、买房、买车、教育、婚姻、生育、医疗、养老等等。按照他们测算，有北京户口买房至少省46万，读书至少省8万，生孩子省5万，考入北大的概率比我们外省人高41倍”。
王全民说他有个远方表妹西安交大毕业的，2010年来北京应招聘。曾有外企愿意给她年薪20万，但她最终却选择了当时月工资不到4000元的国企，理由很简单，国企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而许多北京户口上附带的福利不是金钱能买来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
大城市积分落户，小城市放开落户，对于这种分梯度的落户政策，“是在对中国城市规模程度和发展进度有清醒认识和现实承认的前提下提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新这样认为。但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也正是户籍改革之路未来的坎坷所在。
在创新人口管理方面，《意见》要求，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而在权益方面，《意见》则提出，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义务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这意味着户籍所带来的附加值越来越少。”社科院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表示，户籍改革关键要解决公共资源的要素配置，要让每人的付出得到平等的。
“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之后，人员自由流动加大，那么改革的成功与否依托于户籍改革后续的配套制度，如大城市的居住证制度，农村的土地改革制度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看来，特别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城市，却不在此次户籍改革的范围之内。“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了城乡二元，却依旧存在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新的二元体系。”
另外一个问题，即便是中小城市里，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不是说说就能完成的。
“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就是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资金短缺。”唐钧说。
这样的担忧，显然不只是学者所思考的。甚至，在城市市民那里，成为问题。今年初，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个上海年轻母亲写给市长韩正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上海市政府反省目前让外来务工子女在本地免费获得教育的政策，认为“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分享了上海本来有限的资源”。
户籍制度改革，所要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真的就是外来人口挤占了本地户籍居民的利益？“其实不是这样的，给非户籍的常住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并不会增加本地居民的负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举例说，以医疗为例，如果医院的床位按照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来配置，比起按照户籍人口配置，那么床位数将会变得更多更充裕。
这样的道理，适用于教育等领域。但问题在于，地方财政有足够的动力来扩大公共服务的资源，以使得均等化不是人均变得越来越小，而是扩大。
为此，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曾提出建议，在推进户籍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城镇的一个分担机制，就是要由政府、企业，包括落户、转移的农业人口自身，由这几个部分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一直以来，无论是农民自身，还是学者，对户籍改革之后，农民拿地换公共服务的方式，是持反对态度的。
“下一步，包括中央对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在内的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便成为户籍改革能否有效推进下去的一个关键所在。”唐钧说。